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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部分人能够经过创伤却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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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25 07:20:00

只有一部分人能够经过创伤却变强

当我们谈起“创伤”这个词时,我们容易联想到的是它给个体发展带来的各种不良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心理学家在针对各类创伤事件的研究中发现,有一部分经历过长期的羞辱或虐待、绝症、至亲离世、战争、恐怖袭击等创伤事件的人们,反而从这些经历中获得了积极的个人成长。这些人被称呼为“幸存者”。

幸存者这个词,一方面代表他们经历了负面的人生体验,同时更是一种力量的体现——这个词强调了“他们有力量度过了那些负面事件”。

1995年,Richard Tedeschi 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在创伤后,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

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发生“创伤后成长”,那么,是什么让一些人发生了这样的创伤后成长呢?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创伤后成长”。如果你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创伤后成长程度,可以回复【测试】在测试列表中寻找【创伤后成长测试】。

什么是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在聊创伤后成长之前,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我们所说的创伤是什么意思。

根据APA(1994)的定义,创伤性的事件是指与(实际的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

Tedeschi(2012)认为,能够引发创伤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征:a. 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令人意外的或不寻常的;b. 通常包含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会使人产生失控的感觉。在一些特定人生阶段的发生的创伤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比如童年及20岁前后。

然而,研究者却在一些幸存者身上发现,在与创伤性事件抗争的过程中,尽管痛苦仍未消失,但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心理变化。比如,针对被关押在越南监狱长达8年的前战犯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被释放后,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积极的个人成长。而且,那些经历最恶劣处境——反复的折磨、饥饿和肉体伤害的人,积极的成长会比他人更显著(Fretwell, 2013)。

Calhoun称,在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约有35-75%的幸存者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成长(Kushner, 2016)。

这种成长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创伤的直接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Tedeschi(2004)认为,尽管名为“创伤后成长”,但在其中,促成成长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幸存(surviving)的过程——是尝试与创伤抗争、最终幸存下来的过程,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长。尽管我们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尝试给创伤赋予意义,或者从中寻找创伤的好处,但当我们做出努力时,这种成长是真实存在的。

在每个经历创伤的个体身上,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都是并存的。只不过在每个人身上这二者的配比不同。有一些人能够不断通过“幸存”的过程,克服负面影响,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创伤后成长既是一种过程,也是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Tedeschi和Calhoun(1996)认为,当我们与创伤性事件抗争时,会获得以下3个方面的成长:

1. 自我的改变(changes in self)

不知道经受过创伤的你,是否曾经这样想过:“再坏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连面对这样的困难时我都能够处理好,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应对的呢?”

在凭借努力度过创伤后,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强大。研究发现,应对和处理创伤的经历,让幸存者们更加能够自我依靠,获得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的提升,改变了一些对自己的看法。

简单来说,他们对自己应对困境能力的自我评估会提高,而且也会更相信自己在未来遇到困难时会有能力去处理(Tedeschi, 1996)。这是因为我们会把自己在一次艰难情境中的幸存过程,更广泛加以总结和推论。

2. 与他人关系的改变(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针对重病新生儿的母亲、以及失去父母的个体的研究发现,有60%的人都认为自己从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20%的人报告说,这段经历使得她们的家庭关系更加亲密 (Affleck, 1985)。这是因为,创伤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与他人的关系有多重要,以及丧失亲密的人可以是一件多么迅速的事情,从而更珍惜和他人的关系(Malinak, 1979)。

一部分被父母忽视、虐待过的孩子,也会对家庭以外给予了自己爱的人(朋友、老师、恋人)等,有着更多的珍惜和感恩之心。这种珍惜会让他们拥有更紧密的关系。

此外,创伤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找到曾经被忽视的社会支持系统。受到创伤时,我们愿意自我暴露的程度会比以前更多,这种自我暴露则能够使我们寻找到合适的社会支持,当得到了回应是,我们会明白当自己处于困难中时是可以依靠他人的,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在被强奸的女性的报告中,有25%的人都说因为受伤害的事件,而和原本疏远的家人增进了关系(Burt, 1987)。

同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体会过痛苦,而对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我们因此变成一个更有关怀的人。这一点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关系。

3. 人生哲学的改变(changes in philosophy of life)

除了对自己和他人看法的改变,和创伤抗争的过程还会改变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在被查出癌症的女性身上,表现出了这样的变化:她们开始对人生的优先级进行调整,对自己该重视什么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会更欣赏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享受生活(Taylor, 1984)。

从长期来看,与创伤斗争的过程最终增强了幸存者们的精神信仰,使他们人生的意义感增强。他们会获得情感上的释然,并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比如,相信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而这并没有什么(Aldwin, 1994)。

创伤后成长是如何发生的?

——“创伤后成长模型”

关于创伤后成长是如何发生的,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模型(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如图所示,创伤后成长的发生轨迹往往是这样的:

来源:A 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Tedeschi, 2004).汉化/隋真

1. 首先,当个体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会在三个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战:

·在管理悲痛情绪上的挑战,即如何控制和处理自己的极端负面情绪;

·在人生图式、信念、目标上的挑战,即如何处理自己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信念的怀疑,建立起新的、更高级的价值观和目标;(当创伤让你怀疑人生,你还得想办法重新树立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信念)。

·在生活叙事上的挑战:如何摆脱痛苦的叙事,建立起新的叙事方法。叙事(narrative),即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关注了什么,如何解读细节,不仅展示了我们(已经)是怎样的人,也同时塑造着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对创伤的叙事,对象可能是他人(比如在互助组中),也可能是自己(比如写日记),但都会逼迫我们去直面创伤事件,直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2. 大多数的个体会进入反复的思考,即沉思(rumination)。一开始,沉思大多还是无意的(automatic)、侵入性的(intrusive)(侵入是指不受你自己控制、明明不愿意去想却总是钻到你脑子里),这些思绪会自动进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反复进行和创伤相关的思考。

在沉思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能够自己减轻悲痛的情绪,对被动的沉思过程进行管理,进入主动、有意的(deliberate)沉思。还有一部分人,则会去外界寻求支持。他们会通过沟通、祈祷等方式来对他人进行自我暴露,并从其他榜样人物(比如心理咨询师)那里获得关于如何认知、如何处理的模范学习和支持,获得生活叙事的新视角,从而进入主动的沉思。

3. 进入有意的沉思后,个体就能逐步改变认知图式(即你认识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和叙事方式,进行新的意义发现,从而获得创伤后成长,并获得人生智慧(wisdom)。获得人生智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会使我们“不断地平衡反思与行动,衡量已知与未知,更能够接受人生的种种矛盾之处,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与人类存在相关的基本问题”。

创伤后成长中的认知策略

Zoellner(2006)认为,在“创伤后成长模型”中包含着几个重要的认知策略,他们对创伤后成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 积极的认知重评(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积极的认知重评,指的是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理解产生负性情绪的事件。它是一种“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即不要等到对情绪做出反应,而是在产生和接收情绪的当时,就对情绪进行重新解释。

认知重评是让幸存者感到强大、能够控制和管理艰难情境的最有效策略(Castro, 2016)。

认知重评的过程包括:当我们遇到一件让自己感受到负面情绪的事件时,先试着识别自己的负面情绪,给他们打标签,比如“我开始有愤怒的情绪了”或者“我感到非常焦虑”。然后,系统地重新分析这件事对我们个人产生的影响,以新的、乐观的方式去叙述和评价创伤,分析它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人生的积极意义。

· 有意的沉思(deliberate rumination):

对于创伤后成长而言,有意的沉思指的是“对于意义寻求、问题解决、回忆和期待的反复思考”(Martin, 1996)。如前文所说,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往往会先进入无意的沉思,再进入有意的、建设性的沉思。当有意沉思和积极重评相继发生的时候,创伤后成长的程度最高。

· 接受式应对(acceptance coping):

在对9·11创伤人群的研究中,使用“接受应对”策略,即在应对创伤时,平静地接受已经发生的创伤事件,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是能够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一项重要策略(Butler et al., 2005)。相反,如果采用防御性应对,即对灾难性事件表现出否认、愤怒,则不利于个体积极的成长。

· 追求意义感

2013年发表于PNAS的研究发现,快乐感和意义感往往并不重叠,快乐感往往更注重当下和利己,意义感则更长远和利他;并不是快乐感高的人意义感就一定越高,反之亦然。那些报告负面事件和痛苦挣扎(快乐感较少)的个体,人生的意义感更强,他们需要意义感,才得以在逆境中维持信念,相信自己是在获得更长远的、更宏大的人生奖赏。

研究也证明,如果一个人的意义感(meaningfulness)比较强,他们可能会更好地获得创伤后成长。在针对脊髓损伤的人群、丧失孩子的父母的研究中都发现,如果个体具有较强的意义感(觉得世界是有意义的,正面和负面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愿意去追求意义,认为具有挑战性的情形也值得为之投入),那么他们就会更好地获得创伤性成长(Zoellner, 2006)。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互动留言征集,标题是一个粉丝的留言:当时有很多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特别的故事。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读着这些充满细节的故事时,我发现故事的主人深知自己的不幸,但他们从未忘掉那些过去,过去不是用来忘掉的——那些让你“忘掉过去,就能忘掉伤痛”的劝告永远是软弱无力的。相反,只有那些选择深刻地记住它们,理解它们的人,选择认真地活下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平静和力量。比起宿命,他们更相信自己。

当时其中一位留言的粉丝画了一幅小画,现在把它送给你们,所有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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