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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和他的“黄金时代”

壹读
16.07.27 14:00:00

赖声川和他的“黄金时代”

1

长发,八字眉,黑框眼镜,圆圈胡,一身黑色唐装,一口从容低沉的“台湾腔”。

即便只纯外形描述,也能轻易锁定赖声川。这套识别度很高的“视觉形象”,让他看起来既像黑社会老大,又像高深莫测、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

台湾导演里,赖声川是个很特别的存在。他和李安、侯孝贤、吴念真一样温文尔雅,给人的距离感却并不强烈。随着近年在大陆上演的舞台剧增多,他越来越常奔波于各线城市,越来越常跟观众分享他对戏剧、创意、宗教信仰的看法,加之他极善把抽象的观念用清晰的逻辑、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导致最终呈现在媒体版面上的报道,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口号式的鸡汤标题:

“创意是融入每一刹那中。”

“在生活中做人。”

“你的未来就是你现在正在创造的。”

“世间万事都是因为变化而生动。”

“真正的爱是需要学习的。”……

这让他在一众大师级的台湾导演里显得很入世,也很接地气。

2

很多人听说“赖声川”三个字时,赖声川就已经是名头极响、获奖无数的导演了。《暗恋桃花源》、《如梦之梦》、《宝岛一村》等很多舞台剧,几乎都是每售必空,场场爆满。

丁乃竺第一次见赖声川是37年前。读大二的赖声川,抱着吉他坐在地上,在阳光里腼腆地冲她打招呼,看起来文弱、拘谨、不谙世事。

赖声川当时在忠孝东路一个叫“艾迪亚”的咖啡馆唱歌,一星期至少要唱二、三天,跟他同台的是胡因梦、胡德夫,蔡琴、罗大佑、李宗盛这些都还是赖声川的听众。不仅唱歌,他还忙着画画、编校刊、写小说写诗,是个地道的文艺青年。

大学一毕业,丁乃竺跟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赖声川结婚,从此一直扮演着赖声川生命中最需要、也最重要的角色。她是赖声川的爱人,是忠实的工作助手,和密宗修行的伙伴。

年轻时的赖声川&丁乃竺

婚后不久,两人一起留学美国伯克利大学,赖声川读戏剧博士,丁乃竺读教育行政硕士。直到1983年,赖声川在台湾元老级剧人姚一苇先生的邀请下,回到了台湾,任教于新成立的“国立艺术学院”。

那时候的赖声川,就已经留了长发、蓄了胡须。

3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用这句烂大街的话,形容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戏剧环境,非常恰当。

还没解严的台湾,是一个真正的“戏剧荒漠”,既没有像样的剧场,也没什么人看戏。赖声川却觉得那是一个台湾戏剧的黄金时代,也是文艺逐渐苏醒的理想主义的时代。

很多人白天是家庭主妇、仓库管理员、行政人员、电视公司小弟;工作一结束,就开始在《影响杂志》写影评、在西门町试片看艺术电影、在“自备干粮”排话剧。

兰陵剧坊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团长是现在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的知名演员金士杰。金士杰毕业于屏东农专,在乡下养了一年多的猪,压抑不住内心的艺术追求选择了北上,在作家张晓风的基督教艺术团契演了几部话剧后,从周渝手中接下了耕莘实验剧团,也就是兰陵剧坊的前身。

对戏剧极度热爱的金士杰,一面说服曾在美国有过剧场创作经验的吴静吉开班授课,一面到处寻找团员,招兵买马。卓明、黄承晃、刘静敏(后更名刘若瑀)、李国修、蔡宏荣、杜可风、金士杰的姐姐金士会等,都是最早的兰陵剧坊成员。

兰陵剧团合影

中排右起:刘若瑀、吴静吉、李国修、李天柱、金士会

后排右一:卓明、右二:金士杰

后排左一:杜可风

剧团很穷,演员戏服自备,灯光是从家里扛来的麻将灯,所有的海报全部自己动手,连观众都是打电话昭告亲朋好友“催票”,自带折叠椅而来。

大家常面临第二天午饭都没着落的窘境。金士杰为赚点生活费在电视台接了个小角色,虽然早早声明要准时结束好赶回去排戏,但仍然迟到了一个钟头。一进排练场,他就躲进换衣间嚎啕大哭,他没法原谅自己竟然为了五斗米就延误了戏剧的彩排——生活当然重要,但戏,是最重要的。

年轻的金士杰

金士杰的《荷珠新配》,卓明的《猫的天堂》……兰陵剧坊成为台湾第一个实验小剧场剧团。虽然只维持了十年,但它作为台湾现代剧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台湾戏剧影响巨大,被称为台湾当代戏剧的“黄埔军校”。李国修的屏风、刘若瑀的优人神鼓、李永丰的纸风车、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等许多戏剧团队,都是由兰陵人创立的。

赖声川,就是在兰陵剧团创团之后不久,从美国回到台湾,成为台湾现代剧场最早的一批拓荒者。

4

1983年,29岁的赖声川从伯克利大学回到台湾,在新成立的“国立艺术学院”教表演和西洋剧场史。

学校没有教材,赖声川就拼命翻译剧本,从希腊悲剧,到莫里哀、拉辛;表演训练也没有“前车之鉴”,赖声川就融合所学,和学生一起实验。赖声川说,“什么都没有,也就代表这什么都有可能”。

赖声川是通过杜可风,认识了兰陵剧坊的金士杰、刘静敏等一批人。

杜可风那时候还不是摄影师,他和赖声川的友谊,要追溯到“艾迪亚”咖啡馆时期。杜可风本来是个水手,他的船到了基隆港后上岸来玩,结果公司突然倒闭,因此困于台湾。这奇特的际遇,和赖声川十分相似。

赖声川出生于美国,父亲是当时中华民国的驻美外交官。11岁时,随着父亲的调任,一起回到台湾。父母本来打算让赖声川学习一段时间中文,3年后随父外派,去念哈佛或耶鲁,但父亲突然在台湾病逝,赖声川的人生随之改变。他不得已“滞留”台湾。

相同的人生际遇,让赖声川和杜可风成为极好的朋友。有空你再看电影版《暗恋桃花源》,注意在演职人员表里,找一下杜可风的名字。

赖声川(左)和杜可风(右)在《暗恋桃花源》拍摄现场

赖声川在国立艺术学院开始了他的集体即兴创作,根据学生们的真实生活经验,完成了第一个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1984年1月,15个演员在非常简陋的“剧场”演出,连演两场,有200多位观众。这200多人里,有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金世杰。

赖声川和台湾电影渊源颇深,很早就跟侯孝贤、杨德昌一票人混熟了。1987年台湾有个颇有影响力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也称《“另一种电影”宣言》),53位当时台湾最活跃的电影工作者签了名,其中就有赖声川。

侯、杨两位大导演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很多影片都是赖声川给做的外语翻译和英文字幕,赖声川的很多家人也都在他们电影里客串出镜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演张震妹妹的小姑娘,就是赖声川的大女儿赖梵耘,那会她才10岁。

赖声川和女儿赖梵耘

看完赖声川的处女作《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所有人都惊讶于舞台演员表演的自然流畅,和当时字正腔圆的表演风格、忠孝信义的戏剧题材截然不同。之后不久,赖声川就和李国修、李立群一起,在位于台北阳明山的家里,成立了鼎鼎大名的表演工作坊。

5

李立群大学念的是航海专业,毕业后参加台湾华视演员训练班,进入电视圈。1981年以《卿须怜我我怜卿》获得金钟奖最佳男主角,按他本人的说法就是,连艺名都没来得及取就一炮而红了。

但李立群非常热爱剧场,当时他正与李国修构思一个相声演出,便邀请在兰陵剧坊相识的赖声川一起加入。就这样,三个人一起创办了表演工作坊。

表坊草创时期:李国修、赖声川、李立群

赖声川和他的“黄金时代”

李立群:“那时候我们说学逗唱什么都不会,我们的老师就是几十卷相声带子,我们专心地听,仔细地、自以为是地去解剖里面的喜剧规则。”

1985年,表演工作坊第一个作品推出,就是名声大噪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那一夜》超乎所有人想象地成功。这部实验性强、难以归类的新舞台剧,用“笑声背后的哲思”拯救了台湾当时日渐凋零的相声艺术,创下台湾舞台剧的演出纪录。除了演出外,《那一夜》还发行了录音带,分上下两集,共200万卷,加上盗版,全台湾卖出了将近1200万卷《那一夜》。而当时,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

第二年推出的由金士杰、丁乃竺、李立群、顾宝明主演的《暗恋桃花源》,比《那一夜》更成功。

丁乃竺和金士杰主演的第一版《暗恋》

丁乃竺说:“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没有好的剧场,没有好的布景,但有着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当时说少了女主角,觉得我最合适,二话不说,就本色出演了......”

剧场依然很简陋,丁乃竺记得在1986年台北首演时,剧场外在下雨。女主人公云之凡第一句话是:“好安静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但实际上舞台前面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漏水,一点儿不“安静”。

《暗恋桃花源》原计划演出12场,结果加演到23场,打破之前的连演记录。之后云之凡这个经典角色几易其主:萧艾,林青霞,袁泉,出了各种版本:歌仔戏版、越剧版、香港版、两岸三地版、美国版,一直演了30年,成为华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舞台剧,和老舍的《茶馆》、曹禹的《雷雨》一起被选入“百年华文戏剧经典作品”。

赖声川和他的“黄金时代”

四版云之凡:袁泉、林青霞、苏玉华、丁乃竺

在那个台湾现代剧场文化开始形成的年代,《那一夜》和《暗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票房,而在于让不少台湾观众平生第一次走进了剧场。

但表演工作坊的“三巨头”黄金搭档,很快就解散了。

1987年,李国修演完表坊第三部作品《圆环物语》,离开表坊,创立屏风表演班。

1995年,李立群也离开表坊。此后三人再没有任何合作。

李立群离开的那段时间,正是赖声川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间。

6

赖声川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父亲在他14岁早逝,在专业领域,他既栽过跟头,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质疑与争议。《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著作权问题,因导演台湾“百年庆典”陷入“弊案”风波等等。

他第一次栽的跟头,是一部叫《飞侠阿达》的电影。

赖声川和他的“黄金时代”

赖声川把《暗恋桃花源》导成了电影,由林青霞主演,获得巨大成功。上映于1994年的《飞侠阿达》是他的第二部电影作品,这部票房惨败的电影,是他人生一次严重的挫折。

由美国回台湾做戏剧,从表演班到工作坊,从《那一夜》到《暗恋》,赖声川一路顺风顺水,几乎从未遭到失败,《飞侠》的失利让他一度难以接受。

1994、1995这两年,赖声川说他遭遇了严重的中年危机,严重到不想做剧场,也不想拍电影,几乎得了抑郁症。“我有个心理学专家的朋友说:中年危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人不管过去有多成功,他都觉得完全没有意义。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丁乃竺在一家电视台做副总裁,希望赖声川拍电视剧,并且给了特别好的时段,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家都是人》。这是一个每日社会情景喜剧,根据当日的新闻做即兴的创作。

李立群反对这种过于商业化与太过快速、表面的表演方式,因此这块曾经工作坊的“金字招牌”在演完《一夫二主》之后离开了。

表坊的粉丝,要等到很久之后的2011年,才能再次看到曾经的“三巨头”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

李立群不只一次地描述多年之后三人相见的情形,“当我拉着李国修的手感慨万千地朝赖声川走去,本来就快哭了,中途遇见剧院的领导打声招呼,我这才收住了眼泪。”

两年后,李国修就去世了。

2011年上海戏剧大赏,赖声川、李立群、李国修“三巨头”聚首

《我们一家都是人》1995年10月开播,一直播到1998年,创下连续播出600集的纪录。主题曲由当年曾在“艾迪亚”听赖声川唱歌的罗大佑一手包办。

这种连续的即兴创作,压力极大,但通过转换跑道,赖声川度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他事后回忆,如果当时没去拍电视的话,可能早已经退休。

7

1999年,赖声川在印度旅行。

某天,他坐在佛陀开悟的那棵千年菩提树下,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绕塔而行,顺时针缓缓流动,有人加入,有人退出,时间的河悄悄淌过。

那一刻,他灵感迸发,开始在树下画起草稿,藏在脑袋里的那些故事一个个跳了出来,寻找生命意义的医生、想找到真相的五号病人、妓女、贵族、偷渡客的形象逐渐清晰……

这部即将震惊华人戏剧圈的创意,就是《如梦之梦》。

经过4个多月与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演员的密集即兴创作排练,《如梦之梦》于2000年推出,成为赖声川个人从事剧场工作二十多年来最大胆的突破、也是最惊人的作品。

《如梦之梦》首创环绕形式的剧场,将观众席置于中央,舞台绕观众席搭建,演出时间长达八个小时。时间和空间跨度都极大,从民国到现代,从台北、上海、北京到巴黎、诺曼底。这部形式大胆创新,同时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戏被中国日报评为“华人戏剧的重大里程碑,可能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作品”。

8

赖声川在他的书《赖声川的创意学》里说,“好的艺术创意很重要的来源在于发心。一部戏,是为谁而做?为何要做?仅仅是导演自己的情感诉求和个人表达吗?想对观众说点什么?”

对于艺术创作,他的原则是热情(passion)加上慈悲(compassion)。慈悲意味着,你是真的关心和关怀你所写的对象;热情是说你对这个对象有兴趣,对这个故事这个题材有热情。

笃学佛法几十年,无疑对他的人生与创作有着巨大的转化作用。“佛法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影响着我的作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如梦之梦》,在《宝岛一村》,在《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在赖声川的很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他的悲天悯人。

9

赖声川的“慈悲”,很容易让人忽略了他的叛逆。

他说“我不愿意做太容易的事”,他说“艺术家应该是独裁的”,他说“这是一个很肤浅的时代,我们希望服务那些不肤浅的人”……

他的实验与探索,总在挑战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

没人想过女人也可以说相声,赖声川就搞了一个《那一夜,women说相声》,聊爱情,聊减肥,聊大姨妈;

没人能想到“吃”也可以放进开幕式,赖声川就敢在他导演的台湾“百年庆典”上,摆出了350桌台北特色小吃;

没人觉得综艺节目和戏剧能有什么关系,但赖声川居然就“任性地”搞出了一部《乱民全讲》。

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是好朋友。《康熙来了》、《全民乱讲》等很多海峡两岸很熟悉的综艺节目,都出自王伟忠之手。

赖声川和王伟忠

赖声川善于从八卦谈资中,提炼出深厚的人生和社会洞察。他和王伟忠一起策划了《十三角关系》(取材于上世纪90年代初轰动台湾的政坛、娱乐界八卦)、《宝岛一村》、《疯狂电视台》等多部大戏。而《乱民全讲》,无疑是其中最具娱乐精神,也最具叛逆精神的作品。

《乱民全讲》脱胎于王伟忠制作的娱乐节目《全民乱讲》。

这是一个以特效化妆、特色模仿,戏谑恶搞岛内政治、生活话题的系列综艺节目,后来曾经改版为《全民大焖锅》、《全民最大党》,播了十多年,红遍两岸三地。

2003年,赖声川、丁乃筝从这系列节目得到启发,联合创作并导演了话剧《乱民全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这部针砭时弊的作品都极具反叛精神。全剧分成许多小故事,小故事又分为几个小段,探讨“身份认同”、“民主选举”、“旅行的意义”等话题,其碎片化的故事处理方法,成为赖声川最具先锋气质的一部戏。

和许多注重形式大于内容的先锋作品不同,赖声川的《乱民全讲》就连很多观众很难注意到的细节,都对他“看不顺眼”的社会现象讽刺调侃。

在“小林”一节里,有一个由“赖账”引发的骗局。接到账单的人不断将责任推给下一个可怜虫,而这个可怜虫又接着去骗下一个可怜虫,直到最终账单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赖声川把这个天文数字的小细节,编成了台湾当年的外债数目,意指政府“延祸子孙”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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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国立艺术学院”,早已更名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艾迪亚咖啡馆也早就没有了。

金士杰成了老戏骨,杜可风成了世界有名的摄影师,刘若瑀的优人神鼓风靡两岸,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随着他的去世黯然消失,李立群则依然对“表演工作坊”的商业化道路耿耿于怀.....

当年兰陵剧坊的剧人都已垂垂老矣,那个曾经“文弱、拘谨、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却在上海的繁华闹市给表坊找了一个固定的剧场,取名“上剧场”。从1983年回到“一穷二白”的台湾,30多年过去了,如今已经60多岁、须发皆白的赖声川,终于让人们把“上剧场”这个词说得像“下馆子”一样变得寻常。他自己也从台湾现代剧场的拓荒者,成为了如今华人戏剧圈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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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想,随时有戏。让更多中国观众,看得到看得起更多更好看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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